悉尼袭击事件致中国公民1死1伤，外交部回应
比如，规定各个国家机关权力来源以及如何产生，但是对横向权力之间的关系界定不清。
[52]韩大元：《论1949年〈共同纲领〉的制定权》，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5期。[68]雷磊：《重构法的渊源范畴》，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随着近年宪法审查的推进，宪法渊源问题的潜在重要性更加突出，因为它涉及审查活动据以进行的依据，在学理上厘清宪法渊源的概念并解决相关争议问题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因此，法国的法源学说从维护形式法治出发，致力于服务法体系的统一性，这也是必须维护宪法形式封闭性的直接原因。因此，审查机制最终丧失维护宪法秩序的功能并结出宪法虚无主义的恶果。一方面，基于整个法体系的统一性而避免使用宪法渊源的术语。即使在政治实践中，比如政协章程，在1982年重新起草[54]和2018年修改过程中[55]都非常注重与宪法保持一致，尽管谈不上对其进行宪法审查，但合宪性一直是这些文本所努力恪遵的标准。
[32]否定性见解不乏实践基础，因为1958年宪法在制定过程中曾就此明确表达否定意图。但宪法委员会为防止受到旧制度时期恣意审查的批评，非常谨慎地确定其内涵，在承认某项新原则时总是施加严格的教义性限制，[40]这些原则必须源于共和政体的立法（législation républicaine），[41]必须根植于共和传统并且具有连续性（未遭后继共和立法的否定）[42]和普遍性[43]，2013年以来的判例还进一步要求其必须与基本权利与自由、国民主权或者公权力的组织相关。其三，重点考虑援引的宪法依据
作者：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主任。此外，如果一项交易导致金融机构的资金被冻结而交易一方认为资金被冻结是由于身份有误，该方也可以要求解除这些资金的冻结。在Humanitarian Law Project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适用于原告活动的禁令并没有侵犯原告的言论自由，因为政府充分证实了其决定，即禁止原告的活动是为政府预防恐怖主义的迫切目标所必需的。第四，制裁有关法规存在不符合宪法的模糊性（unconstitutionally vague）。
（一）行政救济方式：向OFAC要求除名的行政复议 根据中国外交部公布的《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第二部分，涉港制裁中的所有被制裁对象均被列入了美国财政部下属的OFAC特别指定国民名单（SDN List）。总统既根据宪法享有外交权，又获得国会赋予的对外贸易管制权，而司法部门在与制裁相关的司法审查中对行政机关极为尊让，总统有关制裁的执行权扩张得到了立法与司法的支撑。
经香港自治法强化的涉港制裁机制已经实施，但其影响尚需观察。在Tran Qui Than v. Regan案中，联邦法院认为资产冻结不是第五修正案规定的征收，因为冻结的资产不归政府所有。针对涉港立法及其制裁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现有研究已经有所质疑。对涉港制裁来说，受制裁主体可以在个案中尝试借鉴前列宪法主张，要求对制裁决定进行宪法审查，一旦获得法院支持则可表明涉港立法及制裁的违宪性。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在整体上重申了香港政策法的原则与目标，强调香港人权与民主问题与美国在香港的利益直接相关。从制裁影响范围上来看，该法不仅直接影响被认定的外国个人和金融机构，而且还间接影响到与目标主体进行交易的美国公民和金融机构。第二，冻结资产属于第四修正案规定的不合理的扣押。首先，程序性正当程序要求已经获得部分判例支持。
针对第二个问题，受制裁主体曾在司法审查中提出许多宪法主张来挑战制裁，但大部分主张均被法院拒绝，只有个别有关正当程序的挑战得到了法院支持。下文首先分析美国涉港立法的演进特征、实施及动力，其次论述在美国挑战涉港制裁的可能方式、主张及难度，进而基于条款内容、实践判例、理论学说揭示涉港法案及制裁存在的合宪性问题，最后得出本文的结论。
但2020年2月该法院作出简易判决，没有支持华为的观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除OFAC外其他行政机关的指定已经存在被成功挑战的先例。
本文初步认为，美国涉港立法及其制裁存在合宪性问题，即涉港立法有关条款可能侵犯总统外交权，基于涉港立法实施的制裁可能违反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美国涉港立法以及后续可能通过的法案，都很有可能因违反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而无效。由此，借助受制裁主体对涉港立法及其制裁合宪性的个案挑战，制造美国宪法上的测试案例（test case）。因此，向OFAC要求除名的行政复议这种行政救济方式，对受制裁主体来说是可行但无效的。摘要：美国涉港立法及其制裁不仅不具有正当性，而且在美国宪法上存在合宪性问题。第一，如果法院认定涉港立法或其制裁违宪，那么受制裁主体将获得美国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和救济，有助于保护受制裁主体的正当权益，甚至可以使得该等立法或制裁因违宪而被全部或部分推翻。
根据行政程序法提起司法审查。该种所谓的认证不仅应当考虑集会、言论、表达、新闻自由以及司法独立的情况，还要求评估香港自治是否由于中央政府行为而受到侵蚀，以及香港履行其国际义务的能力。
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通过重构报告机制、引入认证机制、建立制裁机制等方式加深美国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力度。—次晚近的尝试是华为公司曾在其针对2019年美国国防授权法的诉讼请求中根据宪法上的归属条款（vesting clause）提起宪法审查，认为国防授权法将华为单独列明进行处罚的条款违反宪法，原因在于国会以立法形式代替司法机关对华为进行了审判和处罚，并代替行政机构进行了执法。
（二）法律救济方式：根据行政程序法的司法审查 根据美国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基于IEEPA作出的制裁决定，例如指定、冻结资产等，应接受司法审查。根据IEEPA、香港自治法或总统行政令遭受OFAC指定、冻结资产等制裁措施的、在美国拥有较大财产利益的中国籍自然人、中资公司或港资公司，由于该等私主体的财产利益受到涉港制裁影响，将可能被法院认定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因此具有较为合适的挑战资格。
这种挑战并不意味着对美国涉港立法和制裁合法性的承认。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中，美国总统认定应当受制裁主体之后，将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IEEPA）实施冻结资产，剥夺签证、入境或假释的资格以及相关处罚。第一，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的指定违反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例如在Al Haramain Islamic Foundation Inc案中，法院认为OFAC在资产冻结后最初七个月内，没有通知申请人任何关于资产冻结的原因，在资产冻结后四年内也没有通知申请人完整的关于资产冻结的原因，从而认定OFAC的通知未能满足第五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要求。
正如有评论指出的，近年来美国干预香港事务越来越具有全政府色彩，国会、白宫、官员都插手介入香港事务且分工明确、相互配合，表现出主体捆绑与立体干涉的鲜明特征，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对港政策体系。美国所谓涉港立法只是其国内法的一部分，不能对我国的相关机构、组织、个人产生法律效力。
从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到2020年香港自治法，美国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加剧、制裁渐强。在KindHearts v. Geithner案中，法院认为OFAC违反了第五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要求，法院指出至少应该向申请人提供其指定所依据的非保密的行政记录。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和香港自治法规定的涉港制裁，包括总统根据该等法律发布的行政令，也属于根据IEEPA实施的制裁。这些在条款内容上以民主人权自治为名、在立法程序上由美国国会通过并由总统签署的法律是对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的粗暴干预，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本质上不具有正当性。
小米公司声称美国国防部将它列入名单的决定与事实和证据不符，它不是中国政府或军方控制的企业，因此该决定属于行政程序法上任意和反复无常的决定。在实践中如果美国总统发布行政命令整体解除制裁，受制裁实体自然可以要求OFAC将其移除出清单。另一方面，在法案本身明确规定了制裁适用的域外范围情况下，例如在本文所讨论的涉港立法中，律师援引反域外效力推定（the presumption against extraterritoriality）原则或一致性解释（Charming Betsy）原则也不会使法院考虑相关制裁在国际习惯法上的合法性。其三，该法最具实效的机制是要求国务卿在1993年、1995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向国会提交涉港报告，报告内容除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中英联合声明》）在香港实施的程度外，还包括美国和香港关系的状况、香港回归后任何影响美国利益的变化以及香港政治状况等。
第三，法院根据前述审查标准往往难以认定指定、冻结资产等制裁决定是任意或反复无常的。在挑战制裁的相关判例中，联邦法院已经进一步明确了受制裁的外国人进入美国领土且与美国建立实质性联系的具体情形。
大多数对联邦机构行政行为的司法挑战最初会被提交给联邦地区法院。在Peoples Mojahedin Organization of Iran（PMOI）案中，法院认为PMOI作为一个没有财产在美国遭到冻结、也没有存在于美国的外国实体，无法主张美国宪法中的正当程序条款保护。
尽管由相关受制裁主体通过提起司法审查在美国法院挑战相关制裁措施难度很大，但在实践层面，相关受制裁主体在美国对所谓涉港立法及其制裁的合宪性进行挑战，不仅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进行涉外法治斗争的一种尝试，也有助于揭露美国所谓涉外制裁立法的非正当性。此次制裁人员共计24人，除前述10名官员外，新增14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